2018年10月24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教授接受了中国劳动保障报的专访。

社保缴费率有一定下调空间

记者：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抓紧提出降低社保费率方案，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实施。您认为社会保险缴费率是否有下调空间？应该从哪些方面判断？  

褚福灵：社保缴费率有没有下调的空间，关键看缴费率调低后会不会导致入不敷出，能否确保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总体来看，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有一定结存，但各个统筹地区的基金存量差别很大。比如，截至2017年底，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4.39万亿元，可支付18.6个月，但看基金长期的支撑情况，就要保持一个谨慎态度。因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本应积累的基金数额要大于现行结存数额。所以，尽管从收支总体情况来看，全国基金结存近期可以确保发放，但存在收不抵支的长期风险。  

从全国情况来看，目前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率，养老保险费不高于20%，医疗保险费6%左右，工伤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均不超过1%。五险相加，单位缴费率最高不到29%。此外，还有一些地区社保实际缴费基数并没有完全按照国家的制度来执行，不少地方还会将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作为月缴费基数。从实际缴费工资占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看，有的企业还不到60%。下一步，相关部门应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全面分析各种情况，认真进行分析测算，研究提出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的办法。  

现在，一些企业倾向于将社保缴费作为成本来看待，这并不全面。社保缴费不仅是成本，更重要的还是人力资本投资，是劳动者报酬和权益的一部分。因此，降费也不应笼统地称为降低成本，因为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本身也降低了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降低的是劳动者的权益和报酬，一定要慎之又慎，要理性讨论。那种认为社保缴费作为成本越低越好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没有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就成了无源之水

记者：一方面企业劳动力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国家要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水平，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一定的收支矛盾。造成上述矛盾的原因是什么？  

褚福灵：造成收支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我国养老保险是现收现付模式，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由企业或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来承担，存在转制成本：许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职工虽没有缴费，却已经有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龄视同缴费年限，这部分养老金没有专门的基金来源补偿。  

对此，国家已做出努力，比如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此外，实施社会保险制度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也通过转移支付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补助。总之，妥善化解历史问题，降费才有物质基础。  

必须承认，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挑战。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7%以上，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人，占总人口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4.87亿的峰值，占总人口的34.9%。  

年轻人少，退休者多，意味着未来2030年内，养老金面临着较大支付压力。除国有资本划转外，现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总额已达2.22万亿元，这是专门应对老龄化风险的战略储备基金。  

记者：有观点认为，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幅度提高职工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实现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此应如何看？  

褚福灵：应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不能有所偏颇。首先，经济发展是基础，没有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就成了无源之水。社会保障领域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这是毫无疑问的。  

社会保障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社会保险实际上是人力资本投资，不能将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提高全民的保障水平。所以，要正确处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单纯为发展而发展。同时，也不能不顾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支撑能力和企业实际负担，盲目提高保障水平，搞“福利大跃进”。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形成两者良性循环，才是我们的追求。  

记者：在国外，解决社保领域所面临的“未富先老”难题，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褚福灵：发展是第一要务，“未富先老”的潜在问题需要通过经济发展，通过科技创新、经济转型和完善制度来解决。  

首先，从国际经验来看，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有关，也与人口结构有密切关系。因此，除刚才提到的经济发展，还有一点不可忽视：我国人口基数大，回旋余地也比较大。因此，今后应通过适当的人口政策调动生育积极性，确保人口结构更加合理。  

其次，应对老龄化风险，还要建立相应的养老保险参数调整机制，或者说内在平衡机制，国内人均预期寿命越来越长，退休年龄、缴费年限等参数可以进行一定调整。  

最后，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要做实缴费基数，这点应毫不含糊。对于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应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既然中央政策是明确的，就要按照政策办。  

此外，还应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提高征收管理和服务的效率，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老龄化危机。  

社保改革需统一制度、统一管理、统一技术

记者：对于解决各地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差异较大的问题，实现养老保险的“开源节流”，您还有哪些建议？  

褚福灵：今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技术。此举有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

全国统一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实现规模效应，给不同地区的企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目前，各地养老负担存在差异，如果有的地区结余多就降低费率，在没有结余且收不抵支的地区，即便是提高费率还是收不抵支，养老负担畸轻畸重问题严峻。  

社会保险费率低的地区，用工成本低，会有更多的企业去该地区兴业，更多的年轻劳动力到该地区择业，致使该地区劳动力人口年轻化，进一步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使该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低。  

相反，费率高的地区，用工成本高，企业可能不会到该地区兴业，假如该地区劳动力结构老龄化，于是就有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费率的冲动，进而导致该地区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  

如果照此下去，就出现两极化效应。因此，解决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苦乐不均”和劳动力成本两极化的关键措施，就是在于实施中央调剂制度，尽快实行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费率。另外，还要进行统一管理。目前，仍存在监督管理不到位、责权不够清晰的问题，有些地区还存在自行调整费率的情况，最后由中央来承担风险，这是责权不对等的突出表现。下一步，税务部门统一征缴社保费，社保部门统一经办，组织管理都要走向垂直，做到权责结合、令行禁止。  

推进技术变革也是努力方向。要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手段来降低成本、节约资金。根据机构改革的方向，人社部门负责养老保险，国家医保局负责医疗保险，税务部门负责社会保险费征缴等，务必推动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使不同部门间各负其责又协同合作。  

网址：http://wxcsi.wuxi.gov.cn/doc/2018/10/24/2107625.shtml